最美是乡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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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18-03-28 来源:土右旗文明网

  □周  涛  

  从小求学在外,三十多年的时光转眼而过,出差、学习、参加会议,走过不少地方,也听过不少地方的方言,在相互沟通中,也说过太不标准的普通话,但听来说去,最美的还是家乡话。 

  我的家乡在土默川上,三百多年前,无数的晋陕民众为了生存背井离乡,打通了黄土高坡与蒙古草原的通道,于是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纷至沓来,在此安居乐业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乡方言。家乡话以山西方言为母体,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语言,所以,家乡话不仅浸透了晋陕民众的纯朴憨厚,也包含了草原民族的热情和豪放。 

  小的时候,对语言没有任何概念,以为所有人说得都是同一种话。直到上小学三年级时,村里来了一批天津知识青年,整天叽哩哇啦,乡亲们听不懂,便说人家是“天津侉子”。后来,其中的一位知青被分配到学校做我们的教师,上语文课时我们比照着课文勉强能听懂,到算术课上孩子们便不知所云。再后来,村里有参军回来探亲的人也讲几句“侉子”话,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侧过脸去表示不满和鄙视,甚至编出段子加以讽刺。说谁家孩子探亲回来,路过荞麦地问站在地畔的三大爷:“老头儿,这红根儿绿叶儿是什么玩意儿?”被三大爷提着棍子追得满街乱跑。其实,每个人不管出生在哪儿,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都是在浓厚的乡音里长大的,乡音就像一粒种子,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田。

  乡音之于乡亲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对外来方言从来都是排斥,而且还试图改变外来者的口音。村里张大爷娶了个河北女人,还带着一个叫继光的儿子,每当开饭时,张大娘就满街喊儿子回家吃饭,张大娘喊得是继光,村里人听到的却是“几锅”,于是村里人就把这个孩子叫成几锅。到继光上学时,干脆就把名字写成几锅了。形形色色的方言会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,有时让人忍俊不住,有时又让人啼笑皆非。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某村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去城里吃饭,到饭店刚落座,服务员就上前询问吃什么,这人高声喊道:“六十一笼包子,七十一壶茶,八十一头蒜!”刚说完就让服务员轰了出去,原来这人说得是“溜上一笼包子,沏上一壶茶,剥上一头蒜”,服务员根本听不懂。  

 

  在没有方言的语言环境中,人们把方言藏在心底,方言是每个人离开家乡必须要带走的东西,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听到乡音就会立刻精神抖擞,兴奋异常。一旦说起乡音,家乡的一切就会涌入脑海。

  家乡话抑扬顿挫,很有音律感,“海红红,枸杞杞,狼胖胖”,一草一木的名字都含着家乡的韵味儿。“做甚个来来?”一句温情的问候会荡起许多亲切。“鹅给你做上一对牛鼻鼻孩(鞋),哥哥兜跟兜跟得得劲劲穿上眊妹妹来。”一段地方小曲儿又容纳多少的男欢女爱。鲁迅先生说:“方言土语里,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……用起来很有意思的。”每一句方言都有丰富而又特殊的含义,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则很难达到效果。一次同学聚会,酒酣耳热之际,一位同学突然用方言朗诵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“悄迷圪处的鹅走了,活脱脱鹅悄迷圪处的来,鹅忽抖忽抖管儿袖子,不提溜走一疙瘩瘩云彩。”外地同学听得一头雾水,而本地同学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 

  一次在杭州学习,利用周末去周庄游玩,小桥流水人家,亭台楼阁黛瓦,景色无愧于“江南第一水乡”的美誉,可惜那种美好的感觉无法与人分享,到处都是南腔北调、摩肩接踵的人。在周庄的双桥上,突然听到一声喊“妈”的乡音,那声音在人声嘈杂中直穿我的耳膜,一种亲切和温馨瞬间让我孤独的感觉消失的无踪无影。“他乡遇故知”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,我急忙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奔过去。说话的那个女孩子听着我的问询也激动不已,而她的母亲更是快人快语;“尽是侉子,快把鹅憋死呀,南迷人太小气了!”原来是母亲来看望在这里读书的女儿。在周庄,我们用乡音交谈,母亲告诉我,早上吃完早点,她问人家服务员要“抽抽”,服务员说没有,母亲看见吧台里有,便说人家故意不给,边告诉边说南方人小气。女儿开怀大笑,你就不能说要个塑料袋吗?我们的笑声引来周围人们的侧目,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和满足。乡音连着故乡,连着故乡的风土人情。如今,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和通讯传媒的高度发达,使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,孩子们甚至弃说方言,就是留在村庄里的孩子,也用奶奶代替了“娘娘”,用小巷取代了“小黑浪浪”,一些方言词汇慢慢消失,方言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。 

  岁月沧桑,物是人非,乡音正在离我们悄然而去,如果没有了乡音,那还叫故乡吗?乡音是承载乡愁最好的载体,乡音是母亲给得胎记,乡音是故乡给得身份证。“形容不识识乡音,挑尽寒灯到夜深。故旧凭君休更说,老怀容易便沾襟。”我爱我的家乡,更爱那些说家乡话的父老乡亲。

  

  

  

  

  

  从小求学在外,三十多年的时光转眼而过,出差、学习、参加会议,走过不少地方,也听过不少地方的方言,在相互沟通中,也说过太不标准的普通话,但听来说去,最美的还是家乡话。

  

  我的家乡在土默川上,三百多年前,无数的晋陕民众为了生存背井离乡,打通了黄土高坡与蒙古草原的通道,于是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纷至沓来,在此安居乐业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乡方言。家乡话以山西方言为母体,在各地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语言,所以,家乡话不仅浸透了晋陕民众的纯朴憨厚,也包含了草原民族的热情和豪放。

  

  小的时候,对语言没有任何概念,以为所有人说得都是同一种话。直到上小学三年级时,村里来了一批天津知识青年,整天叽哩哇啦,乡亲们听不懂,便说人家是“天津侉子”。后来,其中的一位知青被分配到学校做我们的教师,上语文课时我们比照着课文勉强能听懂,到算术课上孩子们便不知所云。再后来,村里有参军回来探亲的人也讲几句“侉子”话,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侧过脸去表示不满和鄙视,甚至编出段子加以讽刺。说谁家孩子探亲回来,路过荞麦地问站在地畔的三大爷:“老头儿,这红根儿绿叶儿是什么玩意儿?”被三大爷提着棍子追得满街乱跑。其实,每个人不管出生在哪儿,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都是在浓厚的乡音里长大的,乡音就像一粒种子,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田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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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乡音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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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乡音之于乡亲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对外来方言从来都是排斥,而且还试图改变外来者的口音。村里张大爷娶了个河北女人,还带着一个叫继光的儿子,每当开饭时,张大娘就满街喊儿子回家吃饭,张大娘喊得是继光,村里人听到的却是“几锅”,于是村里人就把这个孩子叫成几锅。到继光上学时,干脆就把名字写成几锅了。形形色色的方言会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,有时让人忍俊不住,有时又让人啼笑皆非。家乡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某村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去城里吃饭,到饭店刚落座,服务员就上前询问吃什么,这人高声喊道:“六十一笼包子,七十一壶茶,八十一头蒜!”刚说完就让服务员轰了出去,原来这人说得是“溜上一笼包子,沏上一壶茶,剥上一头蒜”,服务员根本听不懂。

  

  在没有方言的语言环境中,人们把方言藏在心底,方言是每个人离开家乡必须要带走的东西,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听到乡音就会立刻精神抖擞,兴奋异常。一旦说起乡音,家乡的一切就会涌入脑海。

  

     家乡话抑扬顿挫,很有音律感,“海红红,枸杞杞,狼胖胖”,一草一木的名字都含着家乡的韵味儿。“做甚个来来?”一句温情的问候会荡起许多亲切。“鹅给你做上一对牛鼻鼻孩(鞋),哥哥兜跟兜跟得得劲劲穿上眊妹妹来。”一段地方小曲儿又容纳多少的男欢女爱。鲁迅先生说:“方言土语里,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……用起来很有意思的。”每一句方言都有丰富而又特殊的含义,如果用普通话表达则很难达到效果。一次同学聚会,酒酣耳热之际,一位同学突然用方言朗诵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“悄迷圪处的鹅走了,活脱脱鹅悄迷圪处的来,鹅忽抖忽抖管儿袖子,不提溜走一疙瘩瘩云彩。”外地同学听得一头雾水,而本地同学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 

  

  

  

  一次在杭州学习,利用周末去周庄游玩,小桥流水人家,亭台楼阁黛瓦,景色无愧于“江南第一水乡”的美誉,可惜那种美好的感觉无法与人分享,到处都是南腔北调、摩肩接踵的人。在周庄的双桥上,突然听到一声喊“妈”的乡音,那声音在人声嘈杂中直穿我的耳膜,一种亲切和温馨瞬间让我孤独的感觉消失的无踪无影。“他乡遇故知”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,我急忙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奔过去。说话的那个女孩子听着我的问询也激动不已,而她的母亲更是快人快语;“尽是侉子,快把鹅憋死呀,南迷人太小气了!”原来是母亲来看望在这里读书的女儿。在周庄,我们用乡音交谈,母亲告诉我,早上吃完早点,她问人家服务员要“抽抽”,服务员说没有,母亲看见吧台里有,便说人家故意不给,边告诉边说南方人小气。女儿开怀大笑,你就不能说要个塑料袋吗?我们的笑声引来周围人们的侧目,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和满足。乡音连着故乡,连着故乡的风土人情。如今,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和通讯传媒的高度发达,使用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,孩子们甚至弃说方言,就是留在村庄里的孩子,也用奶奶代替了“娘娘”,用小巷取代了“小黑浪浪”,一些方言词汇慢慢消失,方言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。

  

  岁月沧桑,物是人非,乡音正在离我们悄然而去,如果没有了乡音,那还叫故乡吗?乡音是承载乡愁最好的载体,乡音是母亲给得胎记,乡音是故乡给得身份证。“形容不识识乡音,挑尽寒灯到夜深。故旧凭君休更说,老怀容易便沾襟。”我爱我的家乡,更爱那些说家乡话的父老乡亲。

责任编辑:刘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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